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滇西一个被群山褶皱层层包裹的小镇。那是一个仿佛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千百年来，山外的风雨很难吹进这深谷。镇上人家世代耕读，日子像小院里那盘老石磨，沉重、缓慢，一圈又一圈地碾过春秋。那更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镇上的孩子一年也吃不到几粒糖果，不论大人还是小孩，身上的衣裳总是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岁月像石头一样沉重而沉默。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仅限于偶尔从公社干部口中传来的只言片语。然而，就是在这样近乎与世隔绝的贫瘠里，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成了人们通往山外世界最珍贵的一扇窗户。

       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某一个黄昏，恍惚听见那一声声“滋啦、滋啦”的电流响，仿佛它从未走远。我至今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到收音机声音的那个傍晚。

那是1974年的深秋，滇西的群山早早褪去了白日的燥热，暮色像墨汁滴入清水，从山坳深处缓缓洇开。小镇的青石板路上，坑洼处还积着昨日的雨水，倒映出灰蒙蒙的天光。我们所在的小镇就嵌在这样的群山褶皱里，被环抱着，也被无形地锁着。

“南街的杨老师从外县调回镇上中学了，听说还背回来一台收音机，好多人都到他家看稀奇嘞。”父亲低声说道，声音里有一种近乎神圣的郑重。顿了顿，他又补了几句，“这杨老师可不简单，早年毕业于昆明学院，毕业后主动要求去边疆教书，一待就是二十年，今年四十五岁，跟我同龄，总算调回老家和一家人团聚了。他爱好广泛，字写得很好，二胡也拉得出众，是个有涵养有学问的人。”

我随即扔下手里玩耍的木棍，拔腿就往南街跑。等到了杨老师家，见他家的堂屋里已经坐了男男女女七八个人，长条凳、矮竹椅，连门槛上都挤着老老少少很多人。只见杨老师像供奉祖先牌位一样，将一只木匣子端端正正摆在八仙桌正中，顶上还盖了块灰蓝色的布。身后的土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一幅中堂，纸张有些发黄，但笔墨遒劲，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

      那匣子为深棕色的外壳，木质细腻，大约有40厘米宽、20厘米高。正面是棕色网状喇叭罩，表面蒙着一层灰绒，隐约透出后面铜质喇叭的轮廓，左上角镶嵌着泛黄的频率刻度盘，下沿有三个金色的旋钮，顶上一根耀眼的银色天线拉得老长。

杨老师小心地转动旋钮，手指修长而稳重。据说他在边疆教书时，闲暇就练字、摆弄乐器，练出了一副好耐心。随着一阵“咔哒”“沙沙”的电流声响起，像极了春蚕啃食桑叶一般。接着，一个遥远而清晰的女声穿透杂音，在寂静的屋子里弥漫开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那一瞬间，屋子里所有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煤油灯昏黄的光在人们脸上跳跃，我看见对门当过生产队长的范大爹，粗糙的手指僵在半空，含在嘴里的烟斗也一动不动；裹着小脚的范奶奶，缺了牙的嘴微微张开没有言语；还有隔壁的辉哥，瞪大的眼睛里清晰的映着那只小小的木匣子。那一刻，那方寸之间的匣子不再是个物件，而是一扇骤然打开的门——门外是北京，是长江黄河，是万里长城，是我们从未踏足却日夜想象的广阔世界。

新闻播完了，杨老师又轻轻转了转旋钮。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流泻出来。虽然咿咿呀呀听不太懂唱词，但那种昂扬的、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让整个昏暗的屋子都亮堂起来。散场时已是星斗满天，我牵着父亲的手往家走，夜风凉飕飕的，心里却暖烘烘的。那只匣子里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像揣了一个会发光的秘密。

       从此，杨老师家成了小镇的“广播站”。

每天傍晚，天色像浸了墨的宣纸，一点点洇开。杨老师便准时拧开收音机，先是那阵熟悉的沙沙声，像春雨洒在瓦片上，接着便是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报时。这时候，邻居们便三三两两地聚过来了。张家大爹扛着锄头，裤脚还沾着田里的泥；李家大婶端着饭碗，边走边扒拉；我们几个一般大的孩子更是早早占了位置，趴在桌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会说话的匣子。

新闻播完后，大多是戏曲节目。杨老师是真正的戏迷，据说当年在边疆任教，每逢周末就对着收音机学唱段，还自己抄简谱、练二胡伴奏，久而久之，京剧、越剧都能来上几句。他尤其爱听京剧，听到妙处便跟着哼唱，手在膝盖上打着节拍，那节拍打得极准，一听就是练过的。邻居们有的抽着旱烟，有的嗑着瓜子，有的干脆闭着眼，摇头晃脑地跟着陶醉。

有一回，收音机里放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缠绵的旋律从匣子里流淌出来，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了。只见杨老师轻轻闭上眼睛，手指在空中随着旋律划动，仿佛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神情非常专注。他的音乐底子，正是在昆明学院读书时打下的，那时他省下饭钱买了一把二胡，一拉就是三十年。那回，我还偷偷看到隔壁的三婶，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盛了山泉水。后来我才知道，三婶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金嗓子”，能歌善舞，会唱很多歌。可自从嫁人后，整日拖儿带女、为生活奔波，就再也没有唱过了。那天晚上，她跟着收音机里的旋律轻轻哼了起来，那是她多年来的第一次发声。

       然而，电波并不总是听话的。地处崇山峻岭间的小镇，那时还未通电，收音机用的是直流电源，靠电池供电，信号时好时坏。有时候大伙正听得入迷，声音突然就弱了，像一个人走着走着忽然拐进了巷子，越来越远。这时杨老师就会起身，小心翼翼地转动天线，或者轻轻拍拍收音机的外壳，像哄一个闹脾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这招还是灵的——那声音像是被顺了毛，哼哼唧唧几声，又重新清亮起来。即便偶尔不灵，大家也不恼，只当那滋滋啦啦的杂音本身，就是另一个世界努力穿越群山的声音。

最难忘的是一个阴雨连绵夜晚。滇西的雨季漫长，雨点打在瓦片上，密密匝匝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电影录音剪辑《洪湖赤卫队》，韩英在牢房里唱道：“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那声音穿透雨幕，穿透黑夜，把一屋子人都唱哭了。对门的范奶奶抹着眼泪说：“这收音机里咋住着神仙嘞？能把这世上最好的声音都唱出来。”

是啊，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收音机就是我们通往外界的神仙盒子。我们通过它知道了北京，知道了国家大事，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它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大山深处的人们，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后来我走出大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县城求学谋生，尔后在小县城一所中学里教书育人、讨生活、安家。日子虽平淡而艰辛，但有一件事始终没变，那就是我对收音机的痴迷。工作闲暇之余，我最爱做的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听广播剧，那沙沙的电流声于我而言，是最踏实的陪伴。为了拥有一台更好的收音机，我硬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钱来，先后买过好几台不同款式的收音机：有台式的大块头，摆在家里像一件宝贝；有巴掌大小的便携机，走到哪带到哪；还有一台收录两用的，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每一台，我都视若珍宝，擦拭得干干净净，连说明书都小心收着。直到1984年，我第一次看到电视，面对那个小小的荧幕，我愣了很久。那些曾经只闻其声的人，终于有了清晰的面目，新闻里的地方也不再只是脑海中的想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有些失落。声音一旦有了具体的形状，想象便仿佛被折断了翅膀，而收音机留给我的，恰恰是那无边无际的、任由心灵飞翔的空间。

前些天，适逢五一假期，我和爱人驱车从省城昆明回滇西老家，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随手打开车载收音机，调到一个怀旧音乐频道，正在播放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主持人用低沉的声音说：“这是一首1980年的老歌……”忽然间，车窗外的车水马龙、高楼霓虹都淡去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滇西群山深处的小镇，回到了那一个个深秋与雨夜的夜晚，收音机的声音从杨老师家的小院飘出来，在星空下融成一片温暖的背景音……

如今，我们用智能手机可以随时听到全世界的音乐，看到实时的新闻，与万里之外的人视频通话。可我依然怀念那个只有收音机的年代。怀念的不是匮乏，而是在匮乏中，我们对声音、对信息、对远方那种近乎虔诚的珍视。当获取变得如此轻易，那份小心翼翼的聆听、那种全神贯注的沉浸、那种对“外界”的想象与渴望，反倒成了最珍贵的记忆。

           昆明展出的旧收音机

       收音机虽然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从未真正离开。它变成了手机里的一个App，汽车里的一个功能，甚至智能音箱的一种模式。但我知道，有些东西那是永远地改变了！当声音不再需要等待、不再需要调试、不再需要从杂音中费力捕捉时，那种“听到”的喜悦，也一同淡去了。

我忽然明白，我怀念的从来不只是听收音机的时光，而是那个围坐在一起的邻里乡亲，是那些挤在杨老师家堂屋里的夜晚，是那些通过电波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瞬间。那些声音塑造了我，让我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让我始终对世界保持好奇与渴望。

       收音机的时代已渐渐远去，我也步入了花甲之年。但每当我闭上眼，依然能清晰听见，旋钮转动时那“咔哒”的轻响和电流通过的“沙沙”声。然后，一个清晰的声音穿透岁月而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声音穿过万重山，抵达少年的我。至今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