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足山《静闻碑记》

作者当是晋宁州守唐玄鹤

（上）

（汪冲，云南徐霞客研究会秘书长）

一、鸡足山静闻墓塔原碑之浮沉与重现

2023年8月1日，正值云南、浙江两省徐霞客研究会联合发起的“徐霞客与王士性旅游考察大理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鸡足山镇举办前夕，已经销声匿迹60多年的明末静闻和尚墓塔原碑，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传奇一样，在鸡足山下沙址老村村民杨继能祖传老宅之中被偶然发现。据宾川县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蕊8月4日在“今日宾川”微信公众号上的报道，“其碑制规模大小与其他鸡足山明代墓塔碑记差不多，保存完好，字迹大都十分清晰，上有‘崇祯戊寅岁季冬……’的字样，单是看到‘崇祯’二字便极为振奋人心，而后又认真研究了碑文及书法、雕刻手法等，初步断定应该是徐霞客时代立下的原碑。”（腾讯网.袁蕊.鸡足山发现疑似明《静闻碑记》原碑.[R/OL].[2023-0804].https://new.qq.com/rain/a/20230804A06P8B00.该文又以《鸡足山发现明代

2023年8月9日，“徐霞客与王士性旅游考察大理学术研讨会”在鸡足山镇开幕。开幕式上，隆重举行了杨继能家庭向宾川县有关部门捐赠静闻墓塔原碑仪式。因墓碑原石较重，且是重要历史文物，捐赠现场没有展示原碑，宾川县徐霞客研究会请本地专家拓印了碑文——《静闻碑记》，并向浙江、云南两省省级徐霞客研究会赠送了墨迹尚鲜的拓片，原碑则由宾川县相关部门和组织集体研究后妥善保存在鸡足山。

静闻和尚是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迎福寺僧人，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晚年“万里遐征”西游云南的同行伴侣。他是徐霞客好友、江阴迎福寺上人莲舟法师的徒弟，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迎福寺参禅诵经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一部，发愿要将其供奉到云南鸡足山。因为鸡足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之一。传说，如来佛祖涅槃圆寂时，曾将衣钵交给大弟子迦叶尊者，让他到鸡足山华首门守衣入定，等候弥勒佛祖降生，鸡足山因此被认为是释迦摩尼佛大弟子迦叶尊者的道场。早在明代，鸡足山就是声名远播、久负盛名的佛教名山，后又因其逐渐融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于一山，是世界各地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又被誉为“灵岳”，成为中国十大佛教名山之一。

明末崇祯九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公元1636年10月27日），徐霞客从江阴家中起程，正式开启他一生最后一次，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出门旅行考察——“西游”云南之旅，又被后世“徐学界”称为“万里遐征”。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到云南甚至西藏考察长江源流。与他同行的，除了随行的家奴小僮、从仆顾行和长随挑夫王二外，就是静闻和尚。鸡足山是他们的共同目的地，两人结伴而行，便于途中互相照应，徐霞客曾亲口说过：“静上人与予矢志名山，来朝鸡足。”此后，他们一路从江阴经无锡、苏州、昆山到上海佘山，再自东向西穿越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境，于次年闰四月进入广西。在广西境内旅行五个多月后，静闻和尚于崇祯十年（1637）农历九月廿四日（徐霞客辞别静闻前往桂东南考察的次日）客死南宁崇善寺，留下“予不能以身至鸡山，其必以骨至”的遗言，希望徐霞客返回后能将其骸骨携往鸡足山安葬以遂其平生之志。当年腊月初十日，与静闻诀别70多天的徐霞客，完成桂东南的游历考察后返至南宁崇善寺，得知静闻客死崇善寺的详情。此后，他花了9天时间与崇善寺恶僧交涉静闻骨灰与遗物事宜，直到腊月十九日，历尽艰辛才将已被草草埋葬的静闻骨殖捡拾到竹筒中，从此背着静闻骨灰跋山涉水一年多，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腊月廿六日瘗埋于鸡足山文笔峰下。次年正月，鸡足山悉檀寺僧人遵照徐霞客嘱托为静闻墓塔刻石立碑，此即前述2023年8月再现的《静闻碑记》原石。

     丽江徐会供图

自1639年立碑后，静闻墓碑经风历雨300多年都始终完好无损地屹立在静闻墓塔原址。1939年冬，中国雪山画派创始人、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李霖灿先生，曾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专程前往鸡足山游览考察。他亲眼目睹了静闻墓塔原碑，并全文抄录了刊刻在墓碑上的《静闻碑记》，后来写成《塔盘山的静闻碑记》一文，收入《霖灿西南游记》，1976年由台湾扬名出版社出版。这是《静闻碑记》首次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全文公开、流传于世。由于明清以来的《鸡足山志》等文献都没有完整收录过《静闻碑记》原文，李霖灿先生抄录刊出的《静闻碑记》，虽然正文尚有一些错漏讹误，却是静闻墓塔原碑再现前唯一保存《碑记》全文的存世资料，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另外，丽江市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张万星（夫巴）先生收藏有吴一峰先生1946年所拍摄的《静闻墓塔》黑白照片一张。在这幅照片中，静闻墓塔原碑清晰可见，可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静闻墓塔原碑都完好无损地立在鸡足山腰的文笔山上静闻墓塔前。遗憾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掀起的“破四旧”和“十年浩劫”运动中，包括悉檀寺在内的鸡足山诸寺庵庙宇遭到严重破坏。静闻墓塔也未能幸免，不仅塔身被推倒破坏，刻有《静闻碑记》的墓塔原碑也销身匿迹、不知所踪。2014年10月，中国当代“徐学”巨擘、徐霞客及其《游记》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云南大学历史系老教授朱惠荣先生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徐霞客在云南》一书，收录先生“徐学”精华论著10篇（含弁言）。其中，在最后一篇《云南文献中的徐霞客》一文中，先生开篇就介绍并全文移录了李霖灿先生当年抄录的《静闻碑记》，让《静闻碑记》正文在全国徐学界的流传更广、知名度更高、影响也更大。因始终未能再见原石，朱惠荣先生只能全照李霖灿先生所抄移录，并在文中深为叹息：“遗憾的是，徐霞客征集的一批有关静闻事迹的作品皆湮没无闻，历经三百多年风霜的黄郊《静闻碑记》终又遁迹荒烟蔓草。”（朱惠荣.徐霞客在云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4.）

可喜的是，适值徐霞客首登鸡足山游览考察385周年之际，刻有《静闻碑记》的静闻墓塔原碑又盛世重现，诚可告慰静闻和尚和徐霞客、李霖灿、朱惠荣诸先贤在天之灵，更是当前全国徐学乃至明史学、文物、书画、旅游等社会各界值得庆贺的喜讯与大事，实在值得社会各界从不同侧面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乱世隐而盛世出”，不仅是国宝级文物——陈仓石鼓的传奇，鸡足山静闻墓碑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身也是一个历经风雨沧桑的传奇故事。

     静闻墓塔

二、李霖灿先生抄录版《静闻碑记》与原碑所刻版之异同及朱惠荣先生所论有关问题辨证

虽然李霖灿先生早在1976年就在台湾出版了《霖灿西南游记》一书，其中的《塔盘山的静闻碑记》已公开发布了《静闻碑记》全文。朱惠荣先生2014年10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徐霞客在云南》一书时，又在《云南文献中的徐霞客》一文中做了全文移录，但因李霖灿先生所抄录和朱惠荣先生所移录的版本内容与2023年所现原碑所刻《静闻碑记》原文尚有一些不同，为飨同好，笔者将2023年再现的静闻墓塔原碑所刻《静闻碑记》（腾讯网.袁蕊.鸡足山发现疑似明《静闻碑记》原碑.[R/OL].[2023-0804].https://new.qq.com/rain/a/20230804A06P8B00）.

全文原文摘录并考释如下：

静 闻 碑 记

余故乡霞客徐先生，足迹遍海宇，曾不一挟同人；迎福寺静闻上人，止静二十年，未尝一讯丘壑。乃鸡山之行，不相期而相将，此谁作之合哉？既而茶陵经虎穴，衡阳遭盗劫，皆濒死不死。抵粤之南宁，静闻竟死于病，距其始行九月十九，适期年也，此又谁夺之去哉？先是，静闻曰：“子不能以身至鸡山，其必以骨至”，先生颔之。既死，即就禅侣遵荼毗法，襁负以前，此又谁为为之而死不能阻、生不能间哉？

于是，行则为肘后之珍，止则枕中之秘，遇佳山佳水则倚仗相计，若招若慰；遇毒雾蛮烟、鼯悲箐黑、险阻不前，则傍石为侣，共冻共馁，间关至滇，亦复期年矣。

适有悉檀寺仙陀、纯白两上人亦自鸡山来，遇而奇之曰：“从来未有以骨来鸡山者，静上人既以骨来，独不可以骨止乎？”时先生拟从鸡山还葬其骨，不即应。唐大来辈交怂恿之曰：“空门以四大为幻相，何有于白骨？又何有于首丘？况此骨之所以重者，以静上人一念皈依鸡山，至死弥切。故不当作白骨观，直是即骨见性、即骨见佛。若一离鸡足，便与狗子喫何异？”先生乃再颔之。

箨冠子闻之曰：“静闻上人矢志名山，身未至而骨至。徐先生不惮于万里负骨，鸡山诸禅侣不惜以一抔藏骨，此一骨而三生之公案在是焉，余又何难以无笔为鸡山留一段盛事？”乃记而系之以偈曰：

孰驱之来？迂此皮囊！

  孰负之去？历此大荒！

  骨非白骨，所志即是。

  未至鸡足，此骨不死。

  既至鸡山，此亦非骨。

  知至至之，既闻所闻。

  知终终之，即止所止。

  鸡山之外，谁骨谁肉？

  若复蛇足，即非鸡足。

 时：皇明崇祯戌寅岁季冬廿六日滇晋宁箨冠子黄郊拜撰。

    静闻墓塔

经笔者仔细比对，李霖灿先生当年抄录、朱惠荣先生移录的《静闻碑记》，与2023年8月再现的静闻墓塔原碑所刻《静闻碑记》略有不同：一是原碑有句云“不相期而相将”，李霖灿先生抄录为“不想期而相将”。结合上下文推测，当以原碑为是。朱惠荣先生因未能见到原碑，故照误移录；二是原碑有句云“子不能以身至鸡山”，李霖灿先生原文抄录后，在“子”字后备注云“疑为予”。结合上下文可知，原碑刊刻有误，此处“子”当为“予”。朱惠荣先生移录时直接作了校正；三是原碑有“既死”二字，李霖灿先生漏录，朱惠荣先生移录时亦无；四是原碑有句云“鼯悲箐黑”，李霖灿先生抄录时误作“鼯悲箐深”，朱惠荣先生照误移录；五是原碑之偈有句云“所志即是”，李霖灿先生抄录时误作“所至即是”，朱惠荣先生照误移录；六是原碑落款为“ 时皇明崇祯戌寅岁季冬廿六日滇晋宁箨冠子黄郊拜撰”，李霖灿先生漏抄“时”“皇”“晋”三字，且将“滇”字误认为“镇”字，落款作“明崇祯戌寅岁季冬廿六日镇宁箨冠子黄郊拜撰”。朱惠荣先生移录时，将“镇”字改为“晋”字，作“明崇祯戌寅岁季冬廿六日晋宁箨冠子黄郊拜撰”；七是原碑又有“清甲午清明祭主教立重修”11字，李霖灿先生抄录时说：“另附一小行，字迹不同，行又斜：清甲午清明祭主教立重复。”李霖灿先生将“修”字误抄为“复”字，朱惠荣先生照误移录。

从今见原碑左下方“清甲午清明祭主教立重修”的一行补刻小字看，清代甲午年清明时曾有“主教”重新修复过静闻墓塔。关于这个清代的甲午年到底是哪一年，朱惠荣先生曾有过论述。清代共有顺治十一年（1654）、康熙五十三年（1714）、乾隆三十九年（1774）、道光十四年（1834）、光绪二十年（1894）5个甲午年，朱惠荣先生认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范承勋修《鸡足山志》和康熙四十二年（1703）高奣映撰《鸡足山志》中的《徐弘祖传》，都提到‘晋宁黄郊为之铭’曰，黄郊撰碑只能立于此前的甲午岁，即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笔者认为，正如朱惠荣先生所说，公元1654年“正是农民起义军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主政云南阶段”，云南虽尚未直接在南明永历政权治下，但四将军仍奉南明永历帝正朔，若是这一年“重修”静闻墓塔，当时云南各界人士依旧心向明廷，是不可能冠以“清”的朝代名的。《静闻碑记》所刻的“清甲午”，只可能是此后的甲午年。再揆之“主教”字样，当是一位基督徒修缮的静闻墓塔。结合晚清西方传教士在滇西传教更为活跃的历史事实，此“甲午年”为光绪二十年（1894）的可能性更大。

（未完，待续）

作者/汪 冲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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