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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时讯•文化周刊】从皮厂到平川

2022 / 08 / 25 来源：宾川融媒

PI CHANG PING CHUAN

从皮厂到平川

•赵思良•

从皮厂到平川，幼时那是到外婆家的距离；稍长，是寒门学子到平川地区最高学府的距离；现在，是一段乡愁的距离。

从皮厂到平川，是从一个山区小村到一个山区小镇，被钟英分成均等的两段，约30公里山路，40分钟车程，步行随心所欲。

平川地区三乡一镇，偏居宾川县东北一隅，是全县高寒、偏远、贫穷的代表。平川不只是平川人的平川，是整个片区三乡一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赶平川街，读宾川二中，便是三乡一镇共4万多人最平常的生活、最高的人生追求。这是20年以前的情况，2005年，原古底乡整建制并入平川镇，消失在历史中；2012年，建校整70年的宾川二中拆并停办，成为六千多学子永恒的回忆。

回忆，是在不惑之年的人生期中总结和怀旧情感寄托，也是为今后的人生加油充电、继续前行的理由。

1990年仲夏，燥热的皮厂村出了两条比天气还热的大新闻：第一条是我小学毕业，以钟英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本乡的初级中学；轰动全村的一条是本村的李育周从宾川二中毕业，考上了云南工学院，成了村民争相传告的大鸡枞。那一年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上山放牛，下地除草，回家做饭，我都沉浸在村民赞誉的幸福中和对自己远大前程的憧憬中：3年以后，我也要考起宾川二中，去那神奇的平川观音寺读书；6年以后，我也一定能考起云南工学院，成为我们村一朵耀眼的大鸡枞。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常常在你不经意间打个折扣。1998年9月我考起云南工业大学（云南工学院后身，现昆明理工大学），李育周来昆明西站接我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并在昆明工作4年了。我的三年规划、六年梦想在八年后才拼拼凑凑磕磕拌拌的上桌，大鸡枞变成了干巴菌。

时间还得重新穿越回去，现实虽然很骨感，但远比理想精彩得多。

我的二中梦是从钟英初级中学开始的。李育周在二中给我树立了标杆，但我必须从钟英中学起步。

这是一所隐映在一大片松树林里的学校，松风阵阵，书声朗朗。如诗如画的背后，是那个年代贫困山区贫困学生的集体写真。在这里读书的几年里，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做饭，二是坐车，三是做贼，四是做梦。学校里有高低木架床那种小号宿舍，只有女生才可享用，男生全部挤住在一间大教室里，通铺，直接在楼板上铺上草席及被褥即成。各人的床头都放着自己的百宝箱，木箱基本都是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嫁妆，藏品是大米、小米、包谷面、老南瓜、洋芋、洋丝瓜、四季豆、酸腌菜、盐巴、腊油。百米以外有两间被柴火熏得像山神庙似的平房，男女生各占一间，一排一排的整齐排列着红泥巴糊成的土灶，这便是学生集体厨房。每天早晚两次，下课铃声响过，上百口土灶同时起火，上百套锅碗瓢盆同时交响，此情此景，何其壮观！那时候食用油很珍贵，一日两餐是没有荤菜和炒菜的，蚕豆大的一颗腊油炼化后，冲上满满一锅冷水，烧开，各种瓜菜下锅，再烧开的时候，另一边铜锣锅里的米汤刚刚退去，饕餮盛宴便开始了；往往是吃到最后一碗锅巴饭，才是熟的。课余时间也很珍贵，所以把厨房当成了赛场和战场，曾做过一次测试，从打铃下课奔出教室开始计时，淘米洗菜劈柴烧火，到饭罢收洗结束，在操场边靠着老松树晒太阳剔牙齿，32分钟。

坐车？其实很少有车坐。同学里其他四山头村里来的，交通基本靠走，条件好的可以骑毛驴、骑骡子。皮厂人有福气。金沙江边有煤矿，每天都有几辆拉煤车进出，铁牛55，丰收35，东风大卡，解放大卡，茶花双排座，蚂蚱头弹弓叉（手扶式），屈指可数的几辆车，我们在几里以外便可听出是谁来了。偶尔碰上，好心的司机都会停下来，任由学生娃以及随身背着粗粮瓜菜的竹篮，插筷子似的插在煤堆上，一路颠簸摇晃，一路欢声笑语，在烈日和灰尘及拖拉机的浓烟中蜗速前进。作为回报，男生会在半路有水塘的地方，自告奋勇的跳下车，拿着皮桶，给喘着粗气的拖拉机加水降温，而司机则可以高坐驾驶棚，点上一支金沙江牌带把烟，眯上小眼，幸福的享受着小喽啰们的服务，那表情实在是帅呆了！

关于做贼的经历，在近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居然没有一丝愧疚和自责。我们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柴禾和蔬菜。每周一次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有限，除了主粮和洋芋，其他时鲜菜蔬难保存，经常断货，不足部分就得靠智取了。教学楼后边的松树林里，每一棵树下都堆放着一堆柴禾，权属分明。松树林既是柴房，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柴禾基地，把松树上的干松枝、松球扳下来，便是最好的燃料。不过，十二三岁的意识里，别人的劳动成果似乎更有价值，于是，我的柴堆便是你的柴堆，你的柴堆也是我的柴堆，每天早上都会发现，各柴堆的高度会变戏法似的此消彼长，柴堆外的朋友关系、同学之谊依然坚如磐石。树林里的空地上，有自办伙食的老师会辟出几尺菜地，耕作的过程都会有自告奋勇的学生热情参与，也培养了许多家贼。有一次，初三班的一个师哥业务不精，趁着月色把班主任老师菜地里留着的茄种给卸了，招来的不是责罚和批评，而是善意的嘲笑：圆胖的茄子已经发黄，籽种已经成熟，还能吃吗？下次应该取身材苗条的、穿着短裙的那种！偷菜是技术活，项目选择很重要。学校周边的村子里，盛产老南瓜和洋丝瓜，产量高，耐储存；还要分析对象，一般选择亲戚、熟人和同学家下手，成功率高，万一被发现了，可能还会有惊喜，主人送的比自己偷的还要丰盛。

物质需求暂时得到满足后，精神追求也偶尔会提到心头：我的生活不应该只停留在钟英垭口内，外边还有平川垭口、松坪哨垭口和其他更拉风的垭口。夏季天气长，下午饭后，借背英语单词之名，沿着土公路一路游耍，采黄萢（一种野生浆果）、找菌子、打蛇、用桉树叶练飞镖，一直来到大垭口（钟英垭口），站在那棵地标式的老清香树下，平川坝子一览无余。平川河横贯南北，在河的中段，与观音寺隔岸相望的，便是我心中的圣地——宾川二中；平川河的尾端，盘口箐山脚的盘谷村，是我常去的外婆家所在。清末民初，在这个旧社会旧农村的旧家庭里，我外公的父辈的众多弟兄中出了一个大官，后来的国民党中将师长——杨如轩将军。杨将军文武兼修，事国至忠，事母至孝，乡情至浓，民望至高，1942年回乡投资兴办了平川中学，70多年来一直被乡民称颂。这一层隔了几代人的关系，被我用天真浪漫的手法嫁接了梦想：我一定能、必须能考上宾川二中，不然对不起祖宗。

1991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又来到了大垭口的这棵老清香树下，望着远处被浸泡在一片汪洋沼泽中的二中，怅然若失。几天前的一场山洪大水，把这一所历史名校从物理上彻底毁了，也把我的美梦冲得七零八落，两年后我该去哪里读高中？二中会不会重新建盖起来？那种感受，就如我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突然就被别人领走了。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师哥们断断续续的介绍中见证了二中的涅槃重生：战洪魔，患难与共师生真情；打游击，借宿街头流离失所；迁新址，三年重建母校新生。经过这一次灾难洗礼，二中精神更加显得耀眼夺目了。

当年小升初的优等生，成了中考落榜生，却因此巧妙避开了去二中居无定所读书的经历。1994年我经过复读终于踉踉跄跄撞进二中的时候，新校区威武雄壮的教学楼已经投入使用，窗明几净的师生宿舍楼还散发着油漆的香味，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平川街最喷刚的建筑了。站在校友前辈们汗水浇筑的校园里，新生简直就是享福来了。我们对新学校建设的一点贡献，就是拉运煤渣铺填运动场跑道，在学校后边的偏坡上栽树。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也都稍显不足。在教学楼前尚未平整的土台上，学校为新生举办了迎新晚会，宗克达、宗克仁哥俩的相声《木许传》“小说里有一个好汉叫李鬼，手持两把大爹”让校友们记住了皮厂老表的幽默；文体老师逐集分期放映了录像《乌龙山剿匪记》，收看了当年首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第一集。我的二中梦就是在这样的文娱气氛中变为了现实。新鲜之后的平静中，求学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鲜活、有趣且艰苦。

高中生，成年了但并不成熟，我们都会有意的让自己尽可能的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以增加一点关于成长记忆的资本。因为升学率极低，同班同学中，皮厂来的只剩了赵树山、杨武我们3人。家有高中生，对于我们那种山区农村家庭来说，意味着要比其他家庭付出更多。在那几年中，我们三个家庭都开足马力，多种烤烟，多养猪，我们也都还懂事，寒暑两个假期和每个周末，都尽心尽力参与农事劳动，欲跳出农门，必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皮糙肉厚的农民，和家人互相加压、互相鼓劲。每周一次的来回往返，我们仨都会约齐了结伴出发，在这30公里的山路上艰难的编制着我们的梦。虽然有时也会遇上拉煤的免费拖拉机，并且此时也开通了一路每天一趟票价3元的县乡交通车，但我们还是愿意步行上路，以取经的执着精神煎熬着、享受着属于我们的艰辛或幸福。

学校自办有食堂，由于水毁重建以后条件所限，每天两顿寡油少盐的青菜洋芋，给正在飙长的身体染上一层菜色。于是，每周回家就像英雄归来，老娘会带着牵挂陪着小心虚寒问暖，老爷子二话不说就磨刀霍霍，院中某只飞鸡便有生命之虞了；驻校期间，如果听说同班同学中哪家杀猪了，立即便会集结大队人马，自行车开道啸聚农舍，以功夫片（回锅肉）为主的各种特色杀猪菜，直吃得个个油光满面，主人心满意足（吃的多，说明主人手艺好，有面子）。宾川人把吃肉叫“甩肉”，生猛霸气，被我们演绎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