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茶作为中国特产在出口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抗战时期茶叶也作为重要出口物资，用以获取外汇，充实抗战资源。

“每年全国出产的数量数年前有人考察过约在七百万担，其中消费在国内的约在五百五十万担，销出国外的约在百五十万担（约占出口额百分之六十）。” | 资料来源：凤庆档案馆所存档案《顺宁茶产种制之改进》（冯绍裘审定）

进入20世纪，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红茶的崛起，严重冲击了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改变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地位。为充实外汇基金，1937年，中央组织成立中国茶叶公司。自抗战以来，战火偏于东部，不利生产。中国茶叶公司的目标也随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以支援抗战的政策转为西南。

旧中茶公司提出的四大方针：“一、拓展国茶俄销；二、增进国茶英销；三、发展国茶藏销；四、争取外汇支持抗战。” | 资料来源：《战时西南经济问题》

中国茶叶公司派遣专业人员调查西南各省茶叶情况，改良、开发茶种，开拓新产地，滇红创始人冯绍裘即为派遣人员之一。

冯绍裘肖像 | 资料来源：顺宁实验茶厂老展区

1938年9月中旬，冯绍裘即被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10月中旬，冯绍裘一行人由昆明乘汽车三天到达下关（大理市旧称），步行山路十来天后11月初到达迤西顺宁（凤庆县旧称）。

在顺宁，冯绍裘开始了滇红茶的创制。他在《“滇红”史略》中自述：“从1938年秋至1941年秋，创制‘滇红’经历了调查、试制、建厂成批生产三个阶段。”

调查阶段，冯绍裘了解到的结果为云南各茶区当时从来没有生产过红茶，但顺宁当地的大叶种茶产量高、品质好的特点非常符合他的理想，有望创制出好的红茶。

凤庆本地茶种具体情况 | 资料来源：凤庆滇红茶博物馆，龚光瑞摄

试制结果很成功，冯绍裘自述：“一切都很如意，两个茶样，看去一红一绿，宛如一金一银，使人不胜欣喜”，“可与印、斯大叶种红茶媲美”。而后，他将试制的红绿样茶邮寄香港茶市，茶市的人们认为这两种茶堪称我国红、绿茶中之上品。

1938年12月，冯绍裘转回昆明，将了解和试制的喜报向旧中国云南省经委汇报。1939年1月取得滇省府同意，与富滇新银行合组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暂择宜良、顺宁、佛海三地，分设实验场厂，从事栽培制造之生产实际工作。1939年3月，冯绍裘和郑鹤春一起开始筹建顺宁实验茶厂，负责滇红的试制生产和运销工作。

顺宁实验茶厂建厂机构设置与同仁名单 | 资料来源：顺宁实验茶厂老展区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顺宁实验茶厂全体员生合影，其中一排中间为第一任厂长冯绍裘，唐庆阳(一排左一)、童依云(一排左四)、祁曾培(一排右四)分别调佛海(勐海)茶厂、复兴(昆明)茶厂、康藏(下关)茶厂任厂长。顺宁实验茶厂被誉为“云南茶界的黄埔军校”。 | 资料来源：顺宁实验茶厂老展区

制茶机器方面，由于时运艰辛，国外机械昂贵，冯绍裘认为可以选择重要的机器自行设计，在国内制造，以替代舶来品；考虑到动力所需燃料昂贵，且因抗战所需多为军用品，冯绍裘主张“在引擎未置备以前，即用人力以利生产”，成功设计出三筒式手揉机、脚踏与动力两用之揉茶机、脚踏与动力两用之烘茶机三种制茶机器。

从抗战烽火中走出的滇红，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继续为国家发展倾注力量，与新中国在时代浪潮的起伏中一道前行，因此又被称为“爱国茶”、“建设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滇红为国家突破贸易封锁、换取外汇打开了一条通路。

1952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出口需要，中国茶叶总公司派祁增培技师到顺宁实验茶厂指导红茶改制工作。顺宁县成立了红茶产销委员会，下设由120名技干、技工组成的“红茶技术推广大队”，在半年时间内就将红茶产区由12平方公里扩大到1084平方公里，土地改革尚未开展前即首创由一家一户自愿联合、集约经营的红毛茶初制所38间，生产红毛茶20吨。

“......所以本年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红茶推广工作，在五月份夏茶开始前，于顺宁全县相继成立了红茶初制所卅八个” | 资料来源：凤庆档案馆所存《顺宁茶厂财务会计股一九五二年度全年工作总结》

红茶推广大队相关资料 | 资料来源：左图摄于滇红活态博物馆，右图摄于大摆田茶厂厂史馆

1956年12月12日凤庆茶厂红茶推广人员合影 | 资料来源：顺宁实验茶厂老展区

在全面改红的同时，顺宁茶厂扩建为年产15000担的红茶精制厂，并确定为生产优质出口红茶的专业厂。据统计，1951年至1965年，凤庆茶厂（1954年，顺宁实验茶厂随县名改为“云南省凤庆茶厂”）共生产红茶20373.546吨，大部分出口至原苏联等国赚取外汇，少量内销。

据《凤庆茶厂志》大事记部分1954年3月3日的记载，吴国英厂长在讲话时有提到“保证边销，适当安排内销”，与下图年报资料可相互印证 | 资料来源：《凤庆茶厂志》

云南省茶业公司凤庆茶厂商品收支对照表中内销情况 | 资料来源：凤庆档案馆所存《云南省茶叶公司凤庆茶厂一九五六年年报资料》

整个50年代期间，“滇红”主销苏联，彼时，“一吨滇红换十吨钢”的美谈广为流传，而这一说法最早来源于1954年3月3日吴国英厂长传达西南区业务会议精神时的讲话：“我们五三年销到苏联9000担红茶，换回厚钢板4500吨，比例是一斤茶换十斤厚钢板，即一吨茶换十吨钢，180担红茶可换回一部新式拖拉机或一部收割机。”

据《凤庆茶厂志》制茶生产部分的记载，1953年的红茶产量为385.114吨（即7702.28担），与9000担存在一定距离，不过也可能是部分52年的茶在53年卖出

时至今日，尽管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滇红茶出口创汇、有力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事实毋庸置疑。

苏向宇，男，生于1964年7月，云南滇红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总工程师、茶叶科学研究院院长2025年7月10日，于云南滇红集团。

顺宁实验茶厂派出教师苏向宇带领学生观测无性扦插苗 | 资料来源：顺宁实验茶厂老展区

“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跟前苏联做易货贸易，把苏联的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那么中国用农产品、用茶叶等等这些去赔给他换啊。”

张成仁，男，1967年生，云南省凤庆县人。云南凤庆小罐茶公司总经理。2025年7月14日，于云南凤庆小罐茶公司，何嘉怡摄。

“听我们的前辈讲，一吨茶换十吨钢是价格比，不是真正的拿一吨茶去换十吨钢，是我们先把茶叶出口给苏联，然后才进口钢材。”

凭借出色品质与对国家的贡献，滇红赢得了赞誉与荣光。1958年，凤庆茶厂敬献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滇红”特级工夫茶收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鼓励，这也成为后续滇红集团“经典58”产品命名的由来。

1958年10月1日的《凤厂简报》刊登了凤庆茶厂全体职工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该信件随“滇红”特级工夫茶一同敬献给党中央。

“寄给毛主席和刘主席的信和红茶两箱已收到。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鼓足干劲，为创造更优异的成绩而奋斗……” | 资料来源：滇红博物馆所展《中共中央秘书室给凤庆茶厂全体职工的复电》

20世纪50年代末，夸张渲染的宣传风大行其道，“赶印超锡”“培养高产发射茶叶卫星”等标语随处可见。

1958年5月7日《凤厂日报》的头版标题为“赶印超锡” | 资料来源：凤庆档案馆所存《凤厂日报》

此时的滇红生产表现为一味追求数量，在初制环节粗制滥造，精制加工量急升至近3000吨。由于强采、重采鲜叶，滇红初制工艺技术难以实施，精制产品也受到直接影响。据凤庆茶厂官方数据，1961至1963年，茶叶生产总量连年递减，99.9%以上为红茶；但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推动下，产量逐步回升，1964年恢复到1529.807吨，1966年达1902.934吨。此后十年，部分茶厂职工和茶农生产的积极性受挫，新茶园部分成了放牧场，老茶园怠耕失管，一些地方出现毁茶种粮的情况，茶叶产量增长缓慢。

1978年以后，国家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滇红所在的凤庆茶厂也进入了一个深刻转型的前夜。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统一对外贸易，滇红的出口由国家统筹安排，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无需承担销售压力。茶厂主要负责生产，产品经由国家指定口岸和进出口公司统一出口，定价、渠道皆由上级管理。这种模式在当时保障了企业稳定的生产节奏与经济效益，使滇红得以持续为国家创汇。

薛林，男，1962年10月生，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在云南滇红集团进行茶业初制、审评、拼配、科研、教学工作。2025年7月10日，于云南滇红集团。

“当时我印象当中父母上班很忙，茶叶加工的任务很重，每天就是不停地加班。那个时候他们天天都在说什么有希望之类的，就是觉得这个企业办的比较红火。

我进茶厂的第一印象就是全国有五个两千五百吨这样的厂，我们是其中之一，所以那个时候我感到很自豪。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非常高，当时我们每个月工资是二十六块五，每个月的生活费10元就够了，还能节约出存款。”

但也正因如此，企业长期未与市场发生直接接触，对产品流通、客户反馈等缺乏认知。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体制逐步退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过去依赖国家统一外销渠道的滇红企业一时难以适应，转型压力骤然加大。

1984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的通知》发布，茶叶统购统销政策松动后，凤庆茶厂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随着市场放开，茶叶产销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企业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外，逐步尝试将多余茶叶投放到国内市场。茶厂效益好时，一度成为凤庆县内年轻人极为向往的单位。

杨天礼，男，1963年生，滇红集团退休员工，云南省凤庆人，云南滇红集团首席品控师（退休返聘）1981 年接替父母进厂。2025年7月10日，于云南滇红集团，何嘉怡摄。

“当时茶厂的效益很好，在凤庆来说，很多（人）都求调进凤庆茶厂。1985年左右的时候，凤庆茶厂还能发电视机，在我印象中那个时候非常辉煌。”

茶叶科研系统也处在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

李琴，云南凤庆人，现任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茶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2025年7月10日，于滇红集团茶叶科学研究院。

“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的印象当中是轰轰烈烈的，那时候搞科研是有20多个人，那个时候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兴旺的时候。”

1996年12月26日，凤庆茶厂完成改制，正式组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企业从国有体制下的事业单位转向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集中资源、统一管理，凤庆县政府在改制同时也推动将县内小茶厂合并进滇红集团。

杨信安，男，云南省凤庆人，云南滇红集团产品制造中心总经理。1987 年毕业于凤庆茶叶技术学校，毕业以后进入凤庆县茶叶局，后加入滇红集团公司。2025年7月10日，于云南滇红集团。

“1996年茶厂改制，当时我们县上的领导说要把茶叶做成凤庆的支柱，那小茶厂就要合并到凤庆茶厂来。当时的思路是整个茶叶要以把所有茶厂改成凤庆茶厂为主，但是当时也不是那么顺利，还是各做各的，茶厂又出去了。”

虽然有政策推动，但由于各厂经营状况、管理机制和发展方向存在差异，最终合而不统，滇红企业间依然保持分散发展状态。

1996年体制改革以后，小厂兴起，茶叶产业摆脱计划经济框架，逐步走向市场化竞争。新的茶叶经济秩序也开始在凤庆农村扎根，滇红的种植和销售成为部分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重要支点。

李秀菊，女，72岁，云南凤庆红塘村茶农。2025年7月13日，于云南凤庆红塘村家中。

“他们茶值钱那一年我就盖这间房子了。那年大叶茶值钱噶，老茶都五块钱一斤噶。这长些的嫩茶十七八块一斤。一篮茶就七八百块钱。那年过了就不值钱噶。”

虽然热潮昙花一现，但茶叶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实在在地改善着凤庆老百姓的生活。

红塘村某茶园绿意盎然，2025年7月13日，何嘉怡摄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滇红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当地茶农介绍，近年来贩卖茶鲜叶的年收入在2万到7万不等；同时，滇红作为全新的文化符号推动着当地文旅热潮的掀起，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了凤庆的新经济增长点，为村民们带来了更多实质性创收，积极响应着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等乡村振兴政策。

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发展下，呈现出消费升级、销售渠道多元化的新市场格局，滇红产业正经历深刻的重塑，而以国香茶业创始人李乾燕为代表的“茶n代”们，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先锋力量。

李乾燕，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本土居民，出生于1986年9月份，现任国香茶叶集团董事长，致力于滇红事业。2025 年7月12日，于云南省凤山镇国香茶叶工厂，胡乐摄。

“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振兴家乡的滇红事业。我的师傅是对中国的十大名茶非常有研究的人，教会了我中国十大名茶的品鉴。我在芳村摸爬滚打的茶叶市场摸爬滚打了五六年，在师傅的带领下对茶叶的市场行情之类的有了解，慢慢地开始学做生意。2020年前后大环境影响，市场经济也不好，2022年安石村所有的鲜叶都卖不出去的时候，我们担起了这个责任，把鲜叶收过来加工。我们希望以后还能把（茶叶）质量做得更好，让我们安石村的茶农能享受到这一波种植茶园管理与新中式茶饮带来的红利。”

作为滇西重要的经济支柱与文化符号，滇红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发展之路交织着时代赋予的机遇与必须直面的挑战，需要滇红人直面其难、勇辟新径。

滇红的血脉里，同样流淌着代代相传的匠心。2014年，滇红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院中，另一批年轻的身影也同样闪烁着传承精神的光辉。被推荐为非遗传承人的李春贵、毕业于凤庆茶叶专业班的杨永泽，都从前辈手中拿过接力棒，从事着致力滇红事业发展的工作。

李春贵，男，37岁，云南滇红集团茶叶科学研究院名优茶生产研发车间主任，被推荐为非遗传承人。小时候跟随父母制茶，后就读于凤庆职教中心茶叶班，学习制茶知识。毕业后做了六年绿化，期间偶尔接触制茶。2016年进入滇红集团，师从李琴，现为车间负责人，2025年7月10日，于凤山镇茶科院，何嘉怡摄。

杨永泽，1989年出生，云南凤庆人，云南滇红集团茶叶科学研究院栽培研究室主任，毕业于凤庆职教中心茶叶专业班。2025年7月10日，于凤山镇茶科院，何嘉怡摄。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滇红的从业人们抓好一个“特”字，精进技艺、开发更加广阔的市场，推动滇红与时代齐头并进，完善着滇红特色产业链，让一盏历史底蕴醇厚的滇红呈现出崭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