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当考古学家揭开4000多年前宾川白羊村遗址的神秘面纱之时，深埋于白羊村遗址泥土之下的各种陶罐碎片就将远古的白羊村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于人们面前，沿着白羊村遗迹溯源，我们可追寻中华文化与白羊村遗址文化共融的古老时光。

白羊村遗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城北1.5公里的金牛镇白羊村西400米的桑园河东岸，遗址高出河面6米，现保存面积3000多平方米，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白羊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面积29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达4.35米。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羊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清理堆积厚度约5米。

经碳14测定，白羊村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050±10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165±105年)。从遗迹和遗物可推断出白羊村遗址已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由盛而衰、父系氏族社会已经萌芽的变革阶段。

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有两万多片陶器碎片，以釜、罐类为主，有圈足器、带流器。器型丰富，以侈口罐、折沿罐、敛口钵为主。出现大量磨光陶片，纹饰陶片等，纹饰精细、复杂，以压印蓖点纹、梯格纹（点线纹）组成的几何图案为多。

    白羊村遗址的这些陶罐碎片可谓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见证物，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一文中说道：“陶器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常见的遗物，它不但是当时人们最需要的生活用具，而且还是反映当时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代表作品。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人类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国陶瓷器鲜明的继承关系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陶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无疑高度概括地说明了陶器出现的意义。诚然，白羊村遗址中的陶罐虽然胎壁较厚，火候较低，但不同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尤其是手工制造的夹沙褐陶，证明了先人们已经能够用火制造生活器物，并且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成果，这不仅体现出我国古人类的智慧，也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更是孕育中华文明的部分中华文化最纯粹的表现。

   白羊村遗址中的陶罐遗物不仅仅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见证着中华各族文化的相互交融。

白羊村遗址中磨制精细的石器、陶器与云南洱海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同一文化类型，其文化特征，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极相似。传说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各大部落争夺中原沃土，黄帝部落与西部的炎帝部落联合，在涿鹿之战中大败东南方的蚩尤部落，取得胜利的炎黄两部落占据中原，后来发展成为华夏族即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蚩尤部落残余则逃到长江以南，与当地苗蛮部落结合，后来发展成为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白羊村遗址的水稻壳杆痕迹，或许与种植水稻的江南蚩尤部落后代有一定关系。由此可见，宾川先民也是洱海区域的白族先民，他们创造的白羊村文化属于洱海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洱海白族先民也是华夏民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长子青阳隆居江水（长江上游），次子昌意居若水（雅砻江）。这说明巴蜀文化源于华夏。《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载：南越以财货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同师就是现在的滇西北。以上史籍证明了华夏文明从北向南经秦蜀进入云南，也从东向西经楚越进入云南，故此，孕育华夏文明的中华文化也就融入洱海文化，与洱海文化中的白羊村文化共融相汇。

重拾历史时光，白羊村遗址静静述说着远古人类流迁、定居、繁衍、交往的互嵌式发展史，而白羊村遗址中的陶器碎片却见证着白羊村遗址文化在悠悠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与各族文化在相互融会贯通，相互吸纳传承，相互转化创新中不断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共融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