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又到了中考备考关键时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到拉乌中学补习的美好时光。

我出生在古底汉邑村。我记事的时候，汉邑村有一所小学，就叫汉邑小学，走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小学没有学前班，父母要干农活不能照看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跟着三哥、三姐、堂哥去学校跑玩。刚满6岁，我就上学了，但不是正式生，只是预备生，没有课本，就和同桌共用。

      那时候，小学只读5年，五年级要到汉邑村对门八队永和完小读。我没有留过级、轻松就考上了五年级。

1980年夏天，我小学毕业，顺利考上初中。当年古底完小招收两个初中班，我被分在19班。到初三，我的学习成绩倒退了，加上学校管理等多方因素，不爱学习的人就没人管了，打架、打篮球，下象棋，偷跑出去看电影，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原来的前10名掉到15名以后。初三下学期，在改变命运最关键的时候，我生疮了，一个接着一个，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钻心地疼、撕心裂肺，但为了学习、考高中，我不得不走。走一步哭一声，流几滴眼泪……

      1983年，古底坝天很干，夏天天气比往年热，似乎是专门要和我做对。我穿着露出大拇指的凉草鞋，走在滚烫的土路上，脚趾伤口火辣辣地疼。那一年中考，我因脚太疼，上午每一科考试，我最多只能坚持30分钟就交卷，然后拖着右腿艰难地走在田坝间。吃完早饭，又拖着疼腿赶去学校参加下午的考试。那一年，我刚满14岁，没考上高中。

1983年夏天，又要到9月1日新学期开学了，我脚上的伤、疮都基本好了，又可以正常走路，上山放羊了。

      一个凉爽的晚上，在拉乌中学教书的张俊哥哥来我们家，和父母商量带我去拉乌中学补习，父母同意了。

开学那天一大早，三哥用骡子帮我驮着铺盖：一只装衣服的木箱，送我去拉乌中学补习。我用篮子背着大米、蔬菜跟在他们后面，走到一个叫碧鸡庄的地方，再往前走一点，到了一座长着很多茶树、苹果树的茶山，拉乌中学就到了。

      张俊哥哥带我去找班主任张西志老师注册，和语文老师张江交代了几句，三哥帮我在一间低矮的厨房里搭了一个土灶，交代我怎么煮小罗锅饭吃，自己照顾自己后，他们就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口，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这一年，像我一样到拉乌中学补习的同学还有平川罗九的赵宁益等人，我两和新生张彪成了好朋友。

      1983年冬天下大雪，我们在教室旁边的院坝里堆了一个雪姑娘，我用吃饭的大洋碗舀雪压了两大坨雪扣在雪姑娘胸部上。不知为什么张西志老师大喊着四处找我，吓得我躲在被窝里藏起来，等下自习后偷偷去“袭胸”，把两坨雪扣了下来。第二天上课，张老师说雪姑娘本来很美，但有大胸就难看了。我反驳：张老师说得不对，雪姑娘没胸，成电线杆才难看。

在调皮捣蛋中，转眼又要中考了，我很自信“今年一定能考上，最起码能考上宾川二中。”

毕业回到家等啊等，盼啊盼，9月1日马上又要到了，可是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妈妈请张俊哥哥去帮我查分，来家里回复说我的政治卷子没有写名字，政治是零分。父亲责怪说：“三年级，蔡老师就说你骄傲自满，华而不实，今年又被他说对了。”

还好，一家人除了说我粗心大意，没有打骂我，可我比挨打还难过——我怎么就改不掉骄傲自满、粗心大意的烂毛病啊？要是政治试卷不要忘记写名字，我一定能考上高中。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

又要开学了，我还心不死，还想去补习！张俊哥哥又来动员，让我继续补习。父母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

      1984年新学期开学，我带着铺盖行李、粮食、蔬菜，再次踏进拉乌中学。此时，拉乌中学初三班已从茶厂搬到了碧鸡庄。当时，碧鸡庄是拉乌乡政府所在地，供销社、卫生所等机构一应俱全。

开学第一天，拉乌中学校长、班主任张建华老师点完名后介绍大体情况，说我们好几个外乡人都是补习生，并希望我们好好学习，考上中专、高中，为拉乌中学增光添彩。

      从拉乌乡政府门前土路下来，一眼就能看见操场。操场是土质露天球场，竖着两个篮球架，只有一面有围墙，下面是一个陡坡，陡坡下是几户人家，它是师生放学后的欢乐场。我们初三补习生年龄稍大，经常和老师打篮球，并且喜欢模仿老师的投篮动作：数学老师李友谊喜欢反手投转球，投篮时在篮板下故意低下头，闭上眼睛，用双手同时使力，从腋下隐蔽性投篮一刹那，把篮球旋转起来，擦着篮板转进篮圈，成功率比较高。另一种就是投3分球，站在篮板不同方向，微微睁开眼睛瞄半天，然后抛出。篮球划出一道美妙弧线，要是进了篮圈，他就会快速眨眼睛得意地问：“丁强，我的抛物线怎么样，投得比你准吧？”我弹跳力好，运球速度快，抢篮板厉害，但投篮是短板。每当这时，就急忙回答：“李老师数学教得好，抛物线画得好，投篮比我准！”

      在这块泥巴球场上打篮球，冬天天干灰大，轮到我们初三班打扫篮球场卫生，经常要多洒点水压压灰尘，放学后打篮球灰才小点。要是没有洒水，大家一奔跑起来，真是尘土飞扬，黄灰直冒，天还没黑就看不清队友了。打完球，头发上、衣服上、鞋子上全是黄灰，连鼻孔里、嘴巴里都是黄灰。

捡球是个体力活、眼力活，传球一旦力气太大，篮球滚下陡坡躲进草丛里、小树下面很难找着。即使找得着，也时常被荨麻辣着、被叉叉草粘得一身都是。有时篮球直接滚到邻居家里，被人“没收”了。

那时，每当平川同学和拉乌同学吹牛的时候，往往就要比哪个地方更繁华。平川同学说，我们平川是“大上海”，拉乌同学就说：“你们这些补习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碧鸡庄是小香港，英语叫虹空，街上什么都有。你们地方再发达，还不是来我们小香港补习！”平川、上海我没去过，平川同学说的我信。香港我也没去过，碧鸡庄确实是我两年补习的地方，平川、古底的生意人都来这里赶街，卖东西，有小伙穿喇叭裤、花衬衣，留长发，确实时髦。说碧鸡庄是小香港，我也信。

      第二年补习，除了这些好玩的，我还有一事值得讲讲。化学老师是校长张建华，歌唱得好。我比较喜欢他上化学课，也喜欢他上音乐课，36年过去，如今依然会清唱他教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张老师寝室里有一台脚踏钢琴，他手把手教我弹。我和他儿子小乖关系也好，经常去弹钢琴。但没有什么天赋，学得又晚，所以，只能像如今在电脑键盘上打字一样“一指禅”乱弹琴，键盘声音敲得很大，琴声却并不优美流畅，只会弹《北国之春》《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离开拉乌中学后，再也没弹过，都还给老师了。

语文老师文静斋也喜欢我，经常带我们去爬山，听他讲当兵的经历。记得那时，他在黑板上布置完作业，总在旁边用粉笔大大地写上一个“闻”字，我就时常模仿，以假乱真，很多同学都分不出来。

      这一年，我似乎一下子开窍，懂事了，有一种想挣脱束缚的感觉，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也想独立了。未经父母、叔叔同意，我改名换姓，把名字改成丁强，随父亲姓，并发誓：“我就不信了，连个高中都考不起！”

这一年中考，我老老实实答题，认认真真检查，特别是检查名字是否遗漏。每一科几乎都到监考老师提醒交卷才交，并把第一志愿填报为宾川二中，心想“考上就好，考上就好。”

      1985年夏天，我终于考上了宾川二中，成绩340分，比录取分数线高一些。3年之后高考，还是这个分数，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60分。没考上大学，我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料，还是去当兵吧。我如愿以偿，以后的路还算顺利。

      如今，每当想起那段到拉乌的补习时光，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总会想起那些事、那些人，觉得拉乌也是我的故乡，拉乌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每当宾川二中师兄罗春华老师给我传来拉乌中学的消息，我都会莫名的兴奋。心想，等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去一趟碧鸡庄，回一趟拉乌中学。如果有可能，再让老师们给我上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