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年的春秋轮转里，“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于我们而言不仅是意念、符码、标记的混合体，亦是可触可感的真实存在。对这段堪与“彝海结盟”比肩，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的反复考究记述，不断重铸它所赋予的精神感召力，不光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也是我们必达的时代使命，我们必然时刻牢记且坚信，这些集体性、全景式的历史记忆所蕴含积淀的义利、法规、秩序、道德、信仰、认同、荣誉，承载着坚韧而伟大的民族命运。

2025年7月13日，清晨，晴，上海。

我和岩教、岳毅三人各自整饬行装，按约前往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寻访田春凤一家，打捞其父沉潜的一段历史隐秘，爬梳那位1950年普洱区赴京观礼代表团的10名卡瓦族（佤族）代表之一——田子明，及其家族背后鲜为人知的激荡往事。

这趟拜访一周前就已约定，讲起来，有些机缘，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怀明富，金山农民画画师，田春凤夫妇的挚友，岳毅随他学作《民族团结》一画时，碰巧听来了田春凤家的故事，遂赶忙告知与我，邀约前去探望。

从徐家汇漕溪北路至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的路程仅一个多小时，但田春凤对我们的到访却盼望了整整36年。她家的新房修建在丈夫顾小龙的老屋原址上，三层高，带茶室、阁楼、花架，很气派，也很诗意。院子里栽着不少蔬果花草和云南特有的香料，拾络得井然有序，一看就是勤俭持家的门户。她笑着说闲不住，总想着侍弄土地，一边热络络的端上她种的新鲜荔枝、李子和邻居朋友的蟠桃，招呼我们快尝快吃，聊不久，就下厨张罗做菜煮饭，留儿子顾海南给我们沏茶闲聊。旁边不远处有条河，丈夫时常在那里钓一钓鱼，收获很多，今天也特意备了一道菜。在这个幽静淡雅、瓜果满园的小院，老两口怡然自得，生活快意。

客厅里，田春凤眼泪包眶，却又情绪克制，语态温和，缓缓的把那句“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知道你们来，他一定很开心”说了好几遍，接着小心翼翼的打开一个有些老旧的信封取出照片，上面写着“田春凤收”，估摸着是远在昆明的姐姐给她寄来的，她一定在很多时刻独自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其中，一张1950年10月1日在北京海燕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里，田子明念书人扮相，着宽大的中山装，穿解放鞋，中等的身材略显清瘦，却整整高出左侧的田子富一头有余，样貌清秀周正，眼神温柔，很英气。不经她的解释，并不能够让人联想得到，这位稍带稚气的少年郎，两年前参加过一场推翻国民党沧源县政府的激烈战斗。 

（1950年10月1日，北京，左田子富，右田子明）

一些故事可以简略，有些故事必须要细讲。不妨先说说田子明的家世吧。

田春凤根据父亲口述回忆而整理的简历上清晰明了的记叙着他沉甸甸的生平大事，满满一整页，这里，做了部分摘录：田子明，1929年生人（身份证记为1930年2月9日），男，佤族，祖籍沧源县岩帅镇大寨，无党派上层人士，解放前私立小学文化。

彼时，整个沧源县还是一个大型的佤族部落，部落内分工明确，田子明的时运不错，他的父亲是部落中专事司法，负责管理治安和稳定的“百长”，类似于今天的政法委领导人。出身在这样的贵族家庭，田子明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锦衣玉食，肥马轻裘，但他为人并不跋扈自恣、盛气凌人，反而生得一副通情达理、温文尔雅的好性子，深得族人敬重。

相当长的岁月里，佤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知识大多依靠口传身教，清朝末民初，国家受辱，民族受屈，仁人志士兴办现代新学以启民智，救亡图存，地方的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陆续兴办“土民初等学塾”（土民初等小学），但是，囿于师资短缺，经费也常常捉襟见肘，时办时停，文脉折损颇大。

显然，那会儿读书是件耗资甚巨的活计。不过，像田子明父亲这样有长远之见的佤族头人自然是晓得没文化断然不可行，那就都送内地学校学知识学文化罢了！这学他能照上，书也能照读。就这样，年幼的田子明和一众头人子弟，一同相约骑着高头大马，驮着“响钱”，跋山涉水，前往双江县求学，接受自大理而来的私塾先生一对一教学，彻底与目不识丁、讲不了汉话的普通庄稼汉身份挥手告别了。《佤族历史文化简明读本》一书记载：“1948年，沧源佤族自治县岩帅田子明、田子富、张小中、张小保毕业于双江大坟山高小”。毋庸置疑，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佤族少有的受过新式教育的民族新人、汉化的知识分子。他耳闻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纵容英国侵略者肆意在他们的领土上掠夺银矿，激起同胞愤慨，剽牛立盟，誓逐英军，把洋人赶出了阿佤山、撵过了潞江。他目睹过国民党的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简直是个污秽不堪的土匪窝子。他也早早的摒弃了“汉人做得了朋友，石头都能当枕头”的误解和偏见，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爱国救民的“百姓党”。

1949年，田子明作为当时区政府中除肖子生和从双江县调来的翻译官吴老八外，唯一既识字、会写字又精通汉语、佤语、缅语的人，深知佤族同胞必须习得文化知识的极端重要性，于7至8月创建沧源县第一所小学，亲自担任“识字班”的代课老师，教授一些日常生活用语，立志给岩帅这个沧源县境内最大的原始佤部落攻坚扫盲。田子明或许不会料想到，他这次薪火相传的大胆办学实践，将给许多像田学明那样的佤族学子深深的根植下渴望文化知识的“种子”，更让这个曾在“识字班”常帮他代课的原始部落的“小先生”，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得以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上学，成为沧源县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为边疆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岩帅完小田学明的老师，第一排从右至左:田子明、谢宝铸、刘永、王志;后排从右至左:王朝碧、周天相、杨国儒）

时序更替，历史走到1950年，新中国即将迎来生日。

这一年，田子明二十岁。

其时，普洱专区已解放一年多，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野蛮侵略，统治阶级的割据与残酷剥削，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极大，敌我问题、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复杂尖锐，各种纠纷、械斗经常发生。还有不少地霸武装频频叛乱，出逃缅甸北部的国民党残部也在蒋介石的授意扶持下成立反攻大陆营垒，不断派遣特工和小股武装骚扰边境地区，趁机恶意利用少数民族上层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灌输反共意识，煽起民族纠纷，策动部分少数民族头人裹挟群众外逃与新生政权决裂，大肆宣扬说“共产党红汉人要共产共妻，是来霸占田地财产和婆娘的。哪个要听共产党红汉人的话，就要受到厄莎、龙摩爷、佛祖、汤帕的惩罚”，给我党政军的工作局面造成了很大困扰，形势可谓非常严峻。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即成为了党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同年，党中央派出西南访问团深入西康、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带来盐巴、药品等极度稀缺的物资。此次访问团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各地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组建“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庆盛典、参观“新中国”，架起沟通中央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桥梁，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认同感，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同一时间，经过普洱专区行署以订立保证、押人质的满满诚意，让佤山地区极富影响力，曾率众抗日剿匪的西盟班箐佤族头人拉勐（原名岩松）深受感动，接受了赴京观礼的邀请。7月，建立佤山抗日游击队、创立迤南人民自卫军一大队的大队长、普洱早期的中共党员——李晓村，也赶到沧源岩帅，动员邀请岩帅佤族头人一同赴京。在消除头人们对党政军的顾虑、怀疑、不信任的情绪后，他们共同商定由肖子生、田子富、赵三宝、田子明、赵正兴、魏文成6个人前往北京观礼，之所以选择他们，一来是头人们年纪大了，不适合也不方便。二来是地方刚刚解放不久，社会秩序还很混乱，需要他们整治理顺。三来是观礼结束回来是要宣传所见所闻，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得是有文化的人。四来是他们几个既可以代表佤族头人子弟、也可以代表群众。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渴望建立功勋的田子明并不畏惧这趟“远行”，甚至很是激动，一想到可以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连续几个夜晚他都非常热血，毫无睡意，巴不得马上出发直奔北京，更想要以身刺破“这是共产党设下的一个圈套，到北京会被杀头”的谣言，打掉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他无比坚信风雨飘摇的年景不再会有，眼前浮现出一条崭新光明的道路来。

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9月，一个由 35名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8名随行人员组成的43人普洱专区赴京观礼代表团蓄势待发，分两条路线走，一条是沧源、西盟、孟连三地的代表到勐主汇合，之后到祥云，再到昆明。另一条是西双版纳的代表从勐海出发，先到车里（景洪）汇合，又到普洱与普洱的代表汇合，再到昆明。田子明一行6个人跟着李晓村走的是第一条路线，从岩帅赶了十几天的路程抵达景谷勐主，遇上了专区派来接应的唐流、龚一匡、周江等人，整个队伍统一集结完后，终于浩浩荡荡的向着北京走，行至云南驿后改乘汽车到昆明。在昆明，他们与西双版纳等县的代表汇合，住进了谊安大厦，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慰问。沿途每经过一个地方，领导都热情的招待他们，服务员还帮他们洗澡。

实质上，他们到达昆明休整的时间已经比原先的计划晚了不少，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派出最好的军用飞机和驾驶员，9月29日将代表团从昆明接到重庆，编入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并于次日送抵北京。

10月1日上午，西南民族观礼团和全国各地来的代表一起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就座。当见到当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时，整个天安门广场瞬间欢腾起来，排山倒海般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田子明热泪盈眶，感到胸中的气血就像奔腾的马儿，呼之欲出，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幅画像和雄赳赳气昂昂的方形部队从他身旁经过时，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自豪、骄傲在这一刻得到了尽情的释放，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0月3日，在怀仁堂，毛主席、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佤族代表，他们献的礼是一面铜铸的大铓、一把紫梗漆壳的身佩长刀以及岩丙织制的一套佤族服装和一个背包。毛主席握手的时候，人潮如织，田子明因为个子不大，鞋子、帽子都挤掉了，没握上手，他觉得有些遗憾。后来，同行的肖子生，也是田子明一生的好友回忆说，毛主席的手很大、很温暖，“我们佤族世世代代没有人来过北京这么远、这么大的地方，也没有亲眼见过毛主席那样的伟大领袖人物，我们几个佤族代表真是太幸运了，自己有时也觉得像是做梦一般，梦游了一次龙宫宝地。”他们因为这趟观礼，第一次见到灯泡，甚至想带回岩帅照亮大地，第一次上卫生间，有些害羞，不知所措，第一次见到香皂，以为是吃的，闹了笑话，也都认为自己是最先到北京来，最先见到毛主席，最先坐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的阿佤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他们心里，“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是阿爹阿妈，就是木依吉、三木洛、克利托”，永远跟党走，跟毛主席走的心，海枯石烂都不会变。

10月17日以后代表团开始学习，参观了部队、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展览馆、长城等。10月28日，代表团乘火车前往天津参观，出发的时候，毛主席给每个代表赠送了衣服、皮鞋、袜子、帽子、毛巾、牙刷、口缸和药品等，大家联名写信感谢毛主席，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

那日起，直至11月21日西南民族观礼团从上海坐轮船返回重庆前，田子明他们参观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见识了新中国的强大和团结。他们乘船看日出时，都以为是太阳是从大海里跑出来的，在上海，他们住的是国际饭店，田子明惊呼那是他见过最高的楼，四十多年后，田春凤曾带着他重返过国际饭店，因为没办理住宿，只是远远的观望了一回。

12月1日和12月3日，代表们分两批返回到昆明。12月10日，田子明和其他普洱区的赴京代表赶回到宁洱县城，16日后抵达，参加了12月27日至31日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他们向与会的15个县的傣、佤、彝、拉祜、哈尼、布朗、基诺等26个民族（含支系）的首领、头人、群众代表和当地党政军领导300余人作了报告，绘声绘色的描述了所见所闻。在后续的讨论过程中，一些代表们和参会人员纷纷提议，可以用“剽牛”“吃鸡血酒”“喝咒水”“立碑”的形式纪念这次会议，最终主席团决定用佤族传统的“剽牛”方式来表明民族团结的决心和愿望，立碑盟誓的方法来表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于是，拉勐亲自出动，带上田子明、肖子生、赵三保在当地的一个干部陪同下到普洱城郊选购公鸡和水牛，最后在一个叫莲花村的地方找到了水牛。

剽牛那天，乌泱泱的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红场，都要一睹这一空前绝后的壮举，拉勐昂首挺胸，手持梭镖，按照自己民族的祭祀惯例庄重祷告后，三枪剽倒健壮的水牛，剽枪刺中水牛心脏，剽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此乃佤族剽牛大吉之势，拉勐在地上连连打滚，欣喜若狂的手舞足蹈，又唱又跳的欢呼道：“勐！共产党勐，毛主席勐。”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田春凤特意复现了一个细节，“父亲本来是要在盟誓签字的，剽牛仪式一结束，他偏偏赶忙着去人群里找寻水牛的卖主，结清尾款。返回时，大家都已经喝好鸡血酒，宣完誓，签完字了，没能上碑，很是可惜，老人家难过了一辈子。”而那块被立起来的碑，就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现位于宁洱县城西北侧的普洱民族团结园内，碑高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用白色石灰石雕刻而成，阳刻碑名，阴刻楷书碑文：“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郑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

建国初期的沧源县，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展缓慢，建设任务艰巨。田子明于1951年2月返回沧源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领佤族部分头人和干部向群众做动员，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被任命为沧源县联合大队中队副队长，投身建政和土地改革。下半年，又任沧源县骡马运输大队大队长兼翻译。

同年，田子明与澜沧县安康镇（乡）的赵叶秀（父亲佤族、母亲汉族）结婚，先后育有长女田红疆，长子田春林，次子田春荣，次女田春凤。田春凤的说法是，“父亲这桩婚姻全凭爷爷作的主，我爷爷喜欢汉族，觉得他们有文化，风俗好，讲文明。”

四个孩子中，田红疆，先后在沧源县文艺宣传队、云南农业展览馆、中国铁建直属机关工作。田春林，生前为沧源县边贸局局长，据说是第一个为沧源县引进外资的人，建设了“宝良酒楼”。田春荣现已过世。所有子孙中，最让田春凤替父亲引以为傲和自豪的是，她粗略数了一下，他们家至今已有7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姐夫是，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媳妇也是，大哥、自己、丈夫也都是，她觉得，这与父亲对党的感情和家庭教育有着极大的关联，更是他精神情结的延续。

（1964年，田春凤及母亲赵叶秀、大哥田春林、二哥田春荣在沧源县单甲区）

     继续说回田子明。

1951年底，田子明任沧源县工作队副队长。此时，国民党在缅甸边境的部分残余势力，趁着云南刚和平解放，策反了一部分意志相对薄弱的干部去缅甸国民党临时统战区，以达到他们瓦解、渗透新政权的目的。敌特巧言令色，多次利用田子明在缅甸的亲戚、朋友或部下诱骗他到缅甸生活，有的时候一蹲守就是五六天，死缠烂打，但他立场鲜明，坚定拒绝，“沧源是我的家乡，更是我的祖国，再好的条件我也不会跨出国境一步。”不久之后，他更是不畏报复，坚决扣留了被国民党残部李弥裹胁的岩帅头人田兴武、田兴文准备带到缅甸的60炮、82炮等武器，及时上交政府，挽救了一场危机。

那时，陆陆续续有一批又一批被诱骗、胁迫、挟持的边民跑往缅甸，一些寨子几乎半数家庭出境，其中就有田子明弟弟一家老小，私自在缅甸购置了房屋、田地，准备定居。佤族自古有家规，父亲不在则兄长为大，田子明对他的弟弟一半动员，一半用家令，敦促其回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佤族这么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国内正在发展经济，建设边疆，我们家自古以来在佤族中就是有地位有威望的大户人家，你在外面对整个家族都有影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政府，不管别人的家庭怎么样，你必须回到国内，回到沧源。”田春凤的叔叔终于又举家迁回沧源。

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田子明到新地方、大芒海（现属缅甸国家）等地为调查工作人员做勘察翻译，期间，1953年到昆明的云南民族学院学习。

 1955年下半年，为了尽快破解沧源县佤族群众思想观念跟不上，刀耕火种带来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困局，田子明带领新地方、大芒海等地的头人以及从缅甸返回沧源境内的鲍岩嘎（今佤邦鲍有祥之父）、陈岩板等十几个族长、土司到昆明及云南的其他先进地区学习、参观、取经，回程时带回了很多耕种的劳动工具，如锄头、镰刀，并教会他们如何种植管理水稻、玉米、蔬菜。

过去，佤族没有种水稻、玉米的习惯，只在山坡上撤播些不用灌水的旱稻，产量很低产，回来后的第二年，田子明就引进水稻、玉米等种子，让佤族农民开始慢慢种上了水稻、玉米。对于那些仍然不愿意或者不会种植水稻，甚至田子明在前面种，他们后面拔的农民，他并不恼怒，而是自己带上粮食在这些农民家里打地铺，与他们同住、同劳动、同吃一锅饭，一边耐心做农民思想工作，一边手把手教技术，每次下乡最少个把月打底，吃的都是把野菜和旱谷米搅拌在一起的食物，只偶尔用当地农民的猎抢狩一些野兽，或者抓一些松鼠、田鼠、猴子、蛇等，这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奢侈的美味佳肴。回家的时候，面黄肌瘦，以至于妻子都认不出。经过他几年反反复复的指导种植技术，加上政策支持，粮食每年递增，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56年2月，田子明到临沧学习中缅边境勘查划界相关业务知识，5月带领（兼翻译）7637部队参加解放大芒海，战斗持续6个昼夜。这场中缅边境领土归属权的战斗中，个子最小的田子明和陈德昌（原沧源县武装部部长）丝毫不逊色，打得异常勇猛。战斗一结束，他一刻不敢懈怠，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向大芒海的民族头人做政策宣传工作。至1961年，他又政治挂帅，数次参加中缅边境的调查、摸底、勘查、划界兼翻译工作，中共勘察队第二委员会向他授予“积极工作者称号”，肯定其为建立和平友好的中缅边界线和增进中缅友好作出的努力。

（1961年，中共勘察队第二委员会向田子明授予“积极工作者称号”）

1962年至1966年田子明任沧源县单甲区长，1964年2月6日当为选沧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1967年，组织拟调任他到新岗位，还未任命，就遭到冲击，说他家世不清，很长时间，田子明独自在沧源县政府招待所食堂烧饭、沧源县永安水电站任仓库总保管员。田春凤是父亲的“小尾巴”，曾跟着父亲到过他工作的地方，她记得仓库是用篾笆做的，旁边就是炸药库，而田子明则在中间烧柴做饭，她想拿玉米吃，父亲告诉她，“这是公家的，不能拿”。

（1962年9月21日，田子明任沧源县单甲区长）

（1964年2月6日，田子明当选沧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

（1964年，田子明与肖子生当选沧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左肖子生，右田子明）

有一回，山上着火，田子明组织干部群众救火，他冲在最前面，因大火烧断了夹着岩石的树，石头顺坡滚下来，正巧击中他的头顶，当场不省人事，当时的县人民医院条件有限，无法救治，最后只得转送耿马县驻地部队的66医院，经过几个昼夜的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直至他去世，颅顶仍有直径约6至7公分左右的部位没有头盖骨。身体基本恢复后，田子明坚持下乡，教农民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并管理集体所有制的茶园、茶厂，田春凤说：“那一片的很多茶地都是我父亲当年在老百姓不理解不主动，条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种植的，真是前人栽茶后人收获，他真的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有着与生俱来的坚强、乐观和忘我工作、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的革命优良品质。”

 （1996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对田子明进行表彰）

    1979年1月至1985年9月，田子明负责管理单甲乡乡镇企业并担任沧源县政协委员，55岁病退。1996年5月20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他进行了表彰，充分肯定他对云南边疆的解放和建设作出的贡献。

2016年10月，田子明去世。

（2016年，田子明逝世前几个月，与沧源一同去北京参加新中国一周年庆典的肖子生（左），沧源县第一任组织部长，其父亲是沧源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二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回忆年轻时期为革命奋斗的经历，家人用手机拍下二位长辈亲切相拥瞬间）

这位最先觉醒，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佤山“麒麟儿”，一生中似乎并没有足以彪炳历史，名垂千古的不朽功业，但他却用一辈子的光阴牢记毛主席的教诲，恪守民族盟誓的诺言，其远志其心迹其情怀足以与日月争辉。而更让人想讲的是，即使他身处无法言说的痛苦泥沼之中时，亦未生出一丝一毫的退却之意，叛逃之念，要知道，岩帅毗邻缅甸，他只需一步跨，而他也是岩帅赴京观礼的6个头人子弟中，唯一一个从未出走过缅甸的人，他对祖国的爱清澈纯净。

对于田子明，不禁忍不住的想援引一句卡尔·马克思高中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一句话向他致敬，“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必然的，无数后来者一定将如他一般，勇立潮头、奋楫争先，以火一般的热忱投身到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田春凤，1962年11月生，佤族，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顾小龙，上海市金山县廊下镇山塘村二组村民，汉族，退休干部。1976年在杭州参军，属南京军区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警卫排，1979年1月12日火线入党，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抵达云南后，编入昆明军区野战军第11军95团，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3月凯旋，在建水地质队修整一个月后，于1979年4月随大部队返回95团保山驻地大本营，6月起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陆军学校）学习，是战后第一批选拨考试上军校的战斗骨干。1981毕业，服组织安排，到边疆到艰苦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先后在临沧军分区、耿马边防部队5团边防6连等单位工作，担任指导员。

田春凤与顾小龙于1982年11成婚。两人的婚事颇是曲折，值得一聊。田春凤是佤族头人子弟的女儿，佤部落的“公主”，好逑者自然众多，可她偏爱顾小龙，与之自由恋爱，可谓“一家有女百家求，九十九家空回头”。而顾小龙这边也不赖，青年军官，模样俊俏，追求者也不在少数，明里暗里传信给他，“佤族事情多，田春凤的社会背景复杂，舅舅在台湾，姨妈在泰国，还有很多亲戚在缅甸，不能结婚的。”才子佳人的绝配招致了一些风言风语，更有好事者使坏心，匿名举报，最出格的是竟有人放出狠话，说是从来没有佤族姑娘外嫁汉人的先例，他们不允，二人不堪其扰。一生鲜有动怒的田子明，只得当众宣布：“他们的婚姻，我拍板作主了，谁再闹，谁要是有意见，就是跟我过不去。”田子明威望很高，效果也很好，顺理成章的成就了一段“民族结亲，拥军爱民，军民一心”的美谈佳话。

 对于这桩婚事，田子明甚是满意，在他眼里，顾小龙军人出身，为人正派，有文化，还是党员，工作上也接触过，知根知底，值得女儿托付终身。而在顾小龙这边，同样有着自己的考量，一方面与田春凤感情很好，她父亲更是为党和政府做过很多工作，牢靠得很，又读过书，绝对是可以打破很多传统旧俗和观念的人，他的心也是很坚定的。

1984年，田春凤与顾小龙的儿子出生，取名顾海南，意为上海与云南结对，永世交好。儿子5岁时，田春凤随丈夫转业回到上海。

1989年10月至2002年5月，田春凤在金山区朱泾镇粮油管理所从事粮食检验工作，2002年5年至2012年11月在朱泾镇新汇居民委员会工作直至退休。2012年底至今，她在凤祥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做账务工作，还当着金山区民族联理事，继续为金山区政协之友社、金山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金山区朱泾镇侨联等发挥余热。

刚到上海的头几年，田春凤语言不通，管的又是小区调解、维稳、安全，压力大。气候上也不习惯，上海毕竟不像云南的气候，是江南地区，四季分明，夏天热到骄阳似火，冬天冷到瑟瑟发抖。人生地不熟，除了爱人和儿子，其他的都是陌生人。初到单位，领导对她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拿不拿得起业务，持有怀疑态度，她都克服了，而且做得很好，多次受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的表彰和奖励，类如“1990年度在粮食工作中成绩显著荣获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上海市2002－2004年度优秀人民调解员”“2006年被评为金山区流动人口专项摸底行动先进个人”“2007年度朱泾镇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荣获‘朱泾镇人民调解能手’称号”，这些荣誉证书满满当当的装了一大手提袋。

（1990年，田春凤在粮食工作中成绩显著荣获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

（2005年，田春凤获上海市2002－2004年度优秀人民调解员称号）

田春凤告诉我们，她已经连续当了五届25年的金山区政协委员，2000年当选政协委员那会儿，十分惶恐，“我打电话给父亲，因为他做过政协委员，他告诉我，委员就是‘参政议政’，上海的政协委员不简单呐，你要好好写提案，工作上要讲勤奋，做人上要讲德善，心中要有国家有民族的大团结观念。”

这些年中，有一件事田春凤记忆最深。有个从上海到云南下乡的知青，他娶的妻子是勐腊县的白族姑娘，返回上海后，他们家的住房是在单位临时借用的，一间又小又潮湿的平房，田春凤多次找到有关部门联系沟通，经过努力，最终在政府的协调安排下，住上了临街的三层楼房，还在家里开上了民宿和饭店。

2025年6月16日至20日，“沿着先辈的足迹·跨越75载看上海”活动开展，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沿着先辈的足迹，参观考察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外滩、陆家嘴、上海博物馆、金山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南社纪念馆等，且与金山区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讲述前辈们为民族团结而奋斗的动人故事，田春凤受邀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田春凤饱含深情的讲：“父亲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边疆的稳定、安康与繁荣。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025年6月16日至20日，田春凤参加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赴上海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  跨越75载看上海”交流活动，田春凤为第一排从右往左第6位）

我们返程前，他们十分不舍的说，“我们都是家人啊，这里也是你们的‘根据地’，要常来坐。”一路上，我脑海中反复浮现佤族青年诗人张伟锋的一首诗，大意是一个落日的黄昏，有个上了年纪的佤族老人，肤色黝黑，两眼深邃，他的双手捧着丰富的贡品，先后朝着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高声地呼喊，流浪的魂归来，丢失的魂归来，不要冷着饿着，不要颠沛流离，“快快回来，翻过山，跨过水，回来，回来”。田春凤寓居上海的三十六个春秋里，一定曾无数次的想过回到“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前寻根。我又想，当我们两人加上微信，我恳切的告诉她，希望把她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时，她肯定做了不少心理建设，而我还在为自己采集到了普洱人从未听到过的另一个民族团结故事而暗自庆幸。

注明：本文所记述的内容，除笔者于2025年7月13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采访田子明之女田春凤获得外，其他查漏补正的参考资料为：肖子生著《忆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和普洱区民族代表会》；赵小陶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重大意义》；赵明生著《佤族历史文化简明读本》（第三章第三节）；谭世圆著《连通心灵之旅：1950年云南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考论》；谷家荣著《“普洱盟誓”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历史、记忆与边疆现代化视角》；朱贵英著《见证民族团结的丰碑—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刀红梅著《记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杨洪、甘晓涌著《论佤族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立碑中的影响力》；梁黎《肖子生（佤族）》；田学明著《洪福齐天——来自原始部落的感恩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