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又回到了平川老家。时值严冬，风里带着凛冽，心里却揣着一团温软的念想——那便是老家的水碾糯米面，以及用它搓成的、入口即化的汤圆。于是，车在白衣古村口停下。这村子还固执地守着一些旧日风貌，一座水碾房仍在“吱呀”运转，像一位不肯退场的老人，在潺潺流水声中，吟唱着往昔的歌。

今年的雨水似乎格外眷顾这片土地。虽已是腊月，平川河仍未瘦去，溪水潺湲，流进水碾房的水沟里，水量竟还很充沛。还未走近，便已听见那熟悉的、沉稳而规律的“咕噜”声，从半掩的木门内传来，像是大地平稳的心跳。推门进去，光线霎时暗了一层，却有一股清甜的糯米香暖融融地扑面而来。碾房内，巨大的石碾砣正沿着石槽缓缓转动，周而复始，从容不迫。碾槽里的糯米已成了细白的粉，在昏暗中泛着莹润的光。

管理碾房的大姐正忙活着，用一把木瓢将碾好的米面舀出，倒在细筛上。她的手势熟练至极，筛子轻摇，如雪的面粉便簌簌落下，积在下面的小簸箕里，白得晃眼。筛上稍粗的米粒，她又轻轻倒回槽中，等待下一次轮回。

大姐一边劳作，一边与我们闲话。她说，前些年水小，只有上游最老的那座碾子还能用。今年水好，便把下游这座也修整启用了起来。“如今啊，就爱这老法子碾出来的面，细、糯、有香气，很好卖。”她笑着说，眉宇间带着一份对自家手艺的笃定。望着那悠悠转动的石碾，我的神思却飘得更远了，越过眼前的山水，回到了记忆深处的拉乌，回到了峨溪河畔那座曾属于我老家的水碾房。那里的空气里，曾终年弥漫着糯米、稻谷与核桃油混合的、朴厚而温暖的气息。

故乡的水碾，并非寻常可见的物事。它需要巧妙利用水力，建造更需耗费巨资与人力。整个峨溪河畔，也不过寥寥数座。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座，是清朝末年由吴姓乡绅始建，后由其子不断完善，终成一座集碾米、磨面、榨油于一体的大作坊。

在我的记忆里，它宛如一个微型的、充满生机的工业王国。西院北屋的水磨缓缓转动，南屋的油坊里，硕大的木榨在撞击声中渗出清亮的核桃油，东院的碾米房则终日响着石碾与谷壳摩擦的沙沙声。而那最为精妙的动力心脏，藏在地面之下，名曰“龙窝”。水流自槽中冲下，击打在一柄巨大的“伞盘”上，伞盘带动将军柱，便将这潺潺水能，化作了上层地面上石碾砣不知疲倦的圆周步履。那碾盘阔大，碾槽环成一圈，一根长长的“天平”木梁从中穿出，一端连着碾砣，另一端则垂下一根“扒棍”，像一只永远在轻抚的手，将槽中的粮食均匀摊开，确保每一粒都得到石碾公正而温柔的碾压。

这座作坊，曾是乡野经济的脉搏。听老人说，它一昼夜便能将五百多公斤稻谷脱胎换骨，变成雪白的大米。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拉乌乡上交的数十万斤公粮，大多是在这里加工成米，再由马帮驮着，铃声叮当地运往远方的县城。那些漫山遍野的核桃，也在这里被压榨成香醇的油，成为无数家庭灶火里的醇香。

那“咕噜咕噜”的碾声，或许会最终沉寂，但它碾过的时光，它承载过的生活与情感，却已如那细白的糯米面一般，深深渗入了我们生命的肌理，化作一曲悠长的、关于故乡的歌。

然而，对于儿时的我们而言，水碾房最迷人的时刻，莫过于腊月。年关将近，空气里都浮动着喜庆的期盼。家家户户将珍藏的糯米拿出来，挑到碾房加工。那时的糯米金贵，非得等到天气干冷，不易返潮的腊月才碾。碾房里总会生起一笼火，既为驱寒，也为烘干。大人们将新碾出、还带着湿润气息的糯米面，信手捏成小团，埋进炽热的炭灰里。我们便围在火边，眼巴巴地等着。不多时，一股焦香混着米香钻出来，用小棍拨出，拍去灰，那外皮金黄脆亮，内里软糯绵密的糯米粑粑，便是童年关于“年味”最核心、最幸福的诠释。那种朴素的香甜，至今仍缠绕在舌根，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替代的乡愁。

正出神间，大姐的丈夫已将用传统手法碾制晾干的糯米面打包妥当。我们道了谢，接过那沉甸甸、香喷喷的面袋，告辞出来。重新坐上车，身后的“咕噜”声渐渐隐去，最终融入了溪流的潺潺里。我忽然想起老父亲写过的一首关于水磨的打油诗，它描绘的，或许正是这古老器械的一生：“水冲伞盘团团转，下磨不忙上磨忙，磨箩粮食匀匀下，催命鬼来当当响。”这“催命鬼”，大约是催促磨料的铃铛吧。如今听来，这诗句里并无抱怨，反倒有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劳作韵律，一种被水流推动的、安然而充实的生命节奏。

车子驶离古村，将水碾房远远抛在身后。我知道，随着时代无可阻挡的奔流，碾米机、磨面机、榨油机早已取代了这些笨重而缓慢的石器。水碾与水磨，终将同那驮运粮食的马帮铃声一样，沉入记忆的深潭，成为一种文化背景里渐渐淡去的符号。然而，有些东西是机器无法碾出的——那是石槽与谷物经年累月摩挲出的温润，是水流带动木轮吟唱的古老歌谣，是炭火灰烬中捂熟的那一团朴素的香甜，更是一代人关于土地、劳作与收获的最初启蒙。

图文/杨宏毅   

编辑/杨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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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杨凤云 张进